很高兴有机会向西安市政府的同志们，就大城市发展的若干问题谈谈我学习和思考的几点心得。我的谈话分四部分。第一是交通问题，我将侧重于地铁与都市的关系。第二是城市公共空间问题。第三是深度城市化的问题，即如何将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中。第四是西安在文化上需要承担的两大功能，保留古典文化和民俗文化的基因。
一、交通问题
交通问题千头万绪，今天只谈地铁。地铁对大城市太重要了。生物学家说，小动物的身体结构有很多选择。大动物没有，它必须有一个大的骨架，不然就是一堆烂肉。大城市也是这样，没有选择，必须建设地铁。
中国人开始搞地铁的时间其实不算晚，但是后来停顿了。北京的地铁１９６９年通车，世界上地铁通车比北京晚的大城市有１１个，都是世界名城，但其地铁的长度却都大大超过了北京。比如墨西哥城地铁通车时间稍晚于北京，也是１９６９年，长度是１７８公里；旧金山通车时间１９７２年，长度１１５公里；汉城通车时间１９７４年，１３３公里；美国首都华盛顿通车时间１９７６年，长度１４４公里；亚特兰大是１９７８年７３公里；布加勒斯特是１９７９年，５９公里。去过香港的人都会惊叹香港地铁的方便，但其起步是大大晚于北京的，１９８０年通车，长度４３公里。新加坡地铁则是１９９０年通车，６７公里。这些城市建设地铁统统是在北京之后，但现在的公里数几乎都超过了北京，有些超过北京几倍。
北京地铁１９６９年通车，在时间顺序上居世界第３６位。以后世界上又有一百多个城市发展起了地铁，其中８０个是在１９７８年以后。也就是说世界上有８０个城市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才开始发展地铁。举出这个发展序列要说明什么？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经济力不够，要发展地铁也难。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经济力得到极大发展。正是在这个时候，地铁在世界范围蓬勃发展，但中国没有跟上。这说明中国地铁发展缓慢，不是实力的问题，是认识的问题。
现在全世界用地铁的城市有一百六十多个，总长度六千多公里。中国无论是拥有地铁的城市，还是地铁的总长度，与世界相比都是个零头。中国在世界上是人口、面积的超级大国。经济总量上也是大国。虽然“人均”低，但是大家的钱集合起来，绝对是个超级大国。但是世界上有１２个国家地铁的总长度超过了中国。美国居第一位，城市地铁总长度１２００多公里。日本第二位５６０公里，英国４９０公里，德国４７０公里，法国４１０公里，俄国已经被独联体分裂，减少了很多城市以及地铁的总长，但仍然有３９０公里。西班牙是２５０公里。墨西哥是２２０公里。巴西是１８０公里。韩国是１７０公里。加拿大１５０公里。这１２个国家地铁总长度都长于中国。这个现象再次证明我以上的判断，不是资金的问题，我们认识有问题。
很多城市的领导都慨叹地铁是挺好的，但成本昂贵啊。我的看法截然相反，搞地铁太便宜了。全世界为什么１６５个城市搞地铁，正是因为它便宜啊。人家说开什么玩笑？一公里就三四个亿人民币。不错，是这个造价，但也确实太便宜了，我跟你算个账。
首先地铁省地皮。一个超大城市的地皮是个什么价？在座的比我清楚。因为对一个城市的建设者，地皮价格是最基本的数字。一条地铁运人的效率，我认为能相当于３条以上的公路。莫斯科人出行５０％以上由地铁承载，平均每天每人要坐一次地铁。所以说一条地铁能相当于地面上３条很宽的公路绝对不为过。１公里长的３条公路的面积是：１０００米×５０米×３＝１５万平方米。城市的地铁都修到地皮比较贵的地带。北京、上海的地价是１平米１万块钱。我们修一条地铁能省３条很宽的地面公路，也就是可以节省地皮钱１５亿元（１５万平方米×１万元）。要是相当于４条公路呢？就是节省２０亿元。西安的地价就算是上海、北京的一半，一平米５０００元，３条公路的地皮价格是７．５亿。４条就是１０亿元。修１公里地铁不就是４个亿吗？光是节省地皮钱就够修建费了。不建地铁的话，就得扩建道路，就得征地。这个星球上最宝贵的资源就是地皮。地皮只能增不能减。修了地铁就节省了最昂贵的资源。洛杉矶１／２的地皮都用来修路、用来停车，不荒诞吗？
地铁对地面的生态有极大的改善。修了地铁以后，城市的路面就不堵塞了，可以还路为街，城市街道可以重新变得赏心悦目。减少了沥青，减少了停车场，增加了绿色，增加了人气，城市地面上会变得富有人情味。
西安的旅游资源无比丰富，潜力巨大。如果有了地铁，城市交通费用不高，坐地铁、轻轨，要到什么地方都能去，就不仅能吸引有钱人来旅游，还可以吸引不太有钱的人、大学生来旅游。比如日本东京城市地铁是一个网格，到什么地方，你查地图，找到距离该地点最近的地铁站，下地铁后十分钟肯定可以走到。
我认识一个报社记者，跟我一样是个自行车族。他的自行车可以折叠起来上地铁，出来后打开接着骑。这个车比较贵，２０００元左右，他骑车去越南旅游，就地卖给了来越南旅游的欧美大学生，卖了２０００多块钱。因为欧美国家的大学生出去旅游常常是采取自行车的方式，或者自行车和地铁结合。地铁要是非常发达，甚至可以不用自行车。
我去过莫斯科两天。到那里以后，强行指定的车送我到旅馆，下车一问，绝对是莫斯科郊外，离最远的地铁车站还有一段距离。住下以后我很发愁，就两天时间，我怎么去市里啊？第二天别人告诉坐公共汽车，坐到地铁站。那个地铁站的位置相当于北京的昌平，离莫斯科红场几十公里，但是不到４０分钟就到了。我就靠地铁一个人游览了莫斯科。
来之前我从电脑上查了一下西安建设地铁的规划，有五条线路，但还没有日程，据说一号线正在向国务院申请。我觉得西安的地铁应该很好地借鉴国内外的经验。特别是吸取教训。
我们地铁建设的第一个教训就是链接太差了。香港、台湾，更不要说东京、纽约了，地铁链接的非常好。你若去火车站，从地铁站就能直接进入，不用上地面。相比较，打的去火车站是很辛苦的，还需要扛着箱子等待检票、检查。台湾的每个地铁出口都有十几个通道。有的马上可以上地面，有的可以在地下走五十米或更远，但没有任何障碍，这样给人们提供很大的便利。
第二个教训是中国大城市地铁项目的上马太慢，通常都是一条线，第二条线迟迟跟不上。其实地铁要实现盈利，应该短期内有规模地上马，这样才能使其成为市内主导的交通方式。只有一条线，坐了地铁以后还要换乘别的车，不能解决全程的问题。而５到１０年内地铁能够成规模地上马，就可以吸引这个城市的人改换交通方式，使地铁成为主导的交通方式。我国已有地铁的城市中，地铁的发展都是蛇行龟步，速度非常缓慢，没有一个短期内实现了通盘计划。为什么这样？原因很复杂，第一个就是要等审批，还是那句话，认识存在问题。如果第一条地铁上了，第二条地铁迟迟跟不上，就减少了地铁本来拥有的优势。地铁成为城市实惠、廉价的主要交通方式的可能性被扼杀了，成了一个新奇的玩意，成了一个尝鲜、观光的东西。
第三个教训就是北京地铁的教训。北京地铁站台的长度不足，车站只能容纳六节车厢，不能再增加，否则头尾的车厢就到站台外面了。建设者当时没有长远的眼光，现在追悔莫及。实际上北京地铁并不成规模，真要成了规模就有更多的乘客，更接纳不了。所以，地铁的列车总长度绝对要跟上。站台的长度设计要先富余一点，要有一个预期。
最后一个教训是售票方式。国外多数城市是刷卡，北京是一次性车票，你坐一站也好坐十站也好都是一票制。单一票价非常荒诞。西安未来的地铁，初始就应该选择一个比较好的方式。这样便于城市居民形成一个比较好的地铁出行的习惯。
西安的交通已经开始堵塞了，还会越来越堵。如果早日用地铁补救，将极大地缓解城市轿车的增长以及道路的堵塞。单纯地压制轿车发展，太生硬太勉强，人们都是会作理性选择的，当地下很迅捷，很方便，看着报纸就到了目的地时，人们就不会再盲目追求炫耀、牛皮，去买车。所以当政府感到私车的增加伺候不了的时候，应该赶紧上地铁的项目。
二、公共空间
公共空间对城市有特殊的意义。什么是公共空间？公共空间是人们在家庭、工作场所之外的第三个地点，是有别于家庭和工作场所的一个生活场所，对城市有特殊的意义。在农村，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不大分得清，一个人的生活通常没有私密性，私人生活很大程度上暴露在村里人面前。这是农村传统的生活习惯所导致的，优势是交流非常便利，劣势是个人的权利、个人的隐私得不到保护。当我们从农村生活方式转向城市生活方式的时候，很大程度上获得了这样一块红利：我们的私密得到了保护，私人生活空间可以不受别人的打扰。但与此同时，我们跟别人交往的地方少了，除了工作场所，就是躲在自己的家里。城市生活比起农村生活似乎短缺一个在家庭与工作之外与人见面交流的地方。这第三个地点很要紧，因为人们有这个需要：到公共空间来调节一下身心。回到家里不能调节吗？在家里有时是很累的，不光有义务、有家务劳动，还有很多心事，比如孩子考学等等，都要操心。工作单位里一脑门子官司，回家里还是一脑门子官司，就想找这样一个地方，空气挺好的，往那里一呆对谁都不尽义务，可以松弛一下，可以和朋友聚会玩耍。
西安是一个开放的城市，开放城市如果有很好的公共空间，游人们来了看着有意思，有趣、好玩。相反，如果城市名为开放城市，很多游人都来了，但这个城市的居却都躲在家里，街上没什么人，没人气，那这个城市看着舒服吗？人气不是光靠外宾内宾构成的，还需要本城的人愿意到户外，到露天的场公共所里来。城市学专家们都爱提一句话“人往人处走”。人们愿意往人多的地方走，人们愿意看别人怎么玩，怎么生活。公共空间就是这样一个场所。
好的公共空间可以让人们通过这个窗口看到这个城市多姿多彩的生活方式，比如步行街。路不是充分的公共空间，因为人在路上不能交流。再比如街心公园，它和大的公园不同，大公园主要是为本城市之外的人服务的，而街心公园很大程度上是为本城市的人服务的。还有茶馆、咖啡厅。公共空间谁都可以来，但不同的公共空间在公共的程度上不一样。有些门槛比较高，进门要钱。比如咖啡馆要消费，对于不富有的人就不成为一个公共空间。一个好的城市应该有不同档次的公共空间。
有些城市城市化历史很长，有些民族非常善于享受公共空间。其实我们的老祖宗也是非常善于享受公共空间的。远的不说，晚清民国的时候，我们已经有了一些公共空间，比如北京的茶馆。茶馆里不都是富有的人，也有普通的人，大家在这里聊天，交换信息，娱乐吃喝、调解纠纷，也有做一些肮脏的勾当的，比如贩卖人口。咖啡馆是法国人的主要的公共空间，法国人消费的频次非常高。人们觉得在咖啡馆非常惬意，没有精神负担，还见到各色人等，听他们看球、吹牛、聊天，谈论巴以冲突，侃国际政治。
下面谈谈几种公共空间的开发问题：
第一，步行街。目前我国很多大城市都在变街为路，成人可以漫步、孩子可以玩耍的街越来越少了，都被让汽车风驰电掣的路取代了。要转变这种趋势很难，但短期内有一个小的手段，可以去折衷、平衡路对城市的摧毁，对城市公共空间的吞并，那就是建设步行街。我觉得中国的大都市，每个城市至少应该有七八条甚至十条以上的步行街。北京原来一条步行街都没有，后来修了一条王府井步行街，既没有机动车，也没有自行车，在那里走很舒服、松弛，不用躲车，不用担心后面喇叭响，能真正体会到逛街的乐趣。我觉得像西安这样开放性的城市有七八条步行街不为过。但步行街必须要做得很彻底，自行车都不能走，这才能让人感到这条街舒服、安全，感觉这条街是我的。昨天晚上我去了西安钟楼回民小吃街，我喜欢这种人气足，各色人等、五行八作聚集的市民化场合，但街上还是有一些非机动车，人们走在街上还不算太松弛。如果每个人都付出一点代价，不使用交通工具，那么你就会享受到此前享受不到的乐趣。我们现在要折衷不幸被现代化所造成的变街为路的趋势，没有别的好办法。建地铁、步行街都是为全民服务的。是属于外宾内宾的，更属于本城人的。
第二，街心公园。街心公园与大型公园不一样，大型公园尤其是国家级的公园，在历史不长的城市中是没有的，对于本城市的人们来说也是不常去的。大型公园主要是针对的是旅游人，而本城人应该有自己散心、休息、玩耍、健身的地方。一个城市应该有好多好多的街心公园，本城居民走个十分钟就能到那里健身、下棋、打牌、聊天。比如北京的玉渊潭公园。这个公园在北京是个很平民化的公园，它没有旅游价值，就是为本城人服务的，棋迷、票友、合唱的人都在这个公园里娱乐，这个公园里还有一项活动就是游泳。从毛泽东提倡到自然水域游泳以后，这个公园在北京是游泳人最多的地方。夏天你往湖边一站，听到的人声比蛙声、蝉声还要大。这里还有一项特殊的景观：冬泳，近几年越来越红火，观者如潮。退休老工人在这里开出冰道，十米宽八十米长，吸引了大批冬泳爱好者。我也在那儿冬泳了两年。但后来北京市政府认为“公园游泳有碍观瞻”，禁止游泳。游泳的人当然非常愤怒。后来我写文章给报纸，不仅自己写，还组织别人写，共写了五篇，反对干预市民的习惯。游泳的人伤害谁了？这个水又不是饮用水。我们安全我们自己负责任。干什么没有风险啊，登山没有风险吗？我每天进公园，就看见有人拿着报纸上的文章跟园长吵架：你看北大教授郑也夫反对禁泳的文章。吵来吵去，后来解除了管制。要想正式通过解除令要等下届人大，但现在不干预了。
我觉得市政府做这件事是愚蠢的。你为什么干预老百姓的生活习惯，拥有一个有特色的居民娱乐方式是这个城市的声誉。久而久之，这项活动能成精的，比如西班牙的奔牛，全世界有多少人去看啊。北京冬天很寒冷，上千人不怕寒冷去冬泳，多壮观啊。到周末的时候，观者如潮，多好的事情啊，这是本城的骄傲。你要想组织这样一台大戏都组织不来，干什么要压制？
对于公共空间的使用，绝对不要主观，不要一厢情愿，不要由设计师来设计。不能这么干，这样“饭”非做糊不可。空间有了，让居民先使用，不断地观察居民有什么需要，如果下棋的人越来越多，可以帮助在石头上刻个棋盘，找四五个石头凳子放在周围。也就是说，提供一点简单的硬件，帮助居民们把这个气候造起来。你不要先干，先干有的很滑稽，没人理你。每个地方的人有每个地方人的爱好。露天开展这样一种活动，就能增加这个地方的乐趣，生活就有意思了。我们应该这样去顺应、辅助、促进人们经常去街心公园的意愿，至少是不干预；慢慢地去滋养人气，慢慢地去培养该地人有特色的娱乐方式。我听说西安的人非常时尚，西安的孩子们车技、滑板非常好，他们会不知不觉地选择一个公共空间来玩，特别是滑板技术越高超的人会扎堆，会选择一两个地点在那活动。你发现了这个以后，不干预他们，而是帮助、辅助一下他们，造就此地的一个民间爱好，成气候以后就成了此地的骄傲，也是此地人生活的一大乐趣。千万不要设计者先行。
另外，还应该有露天艺术活动，这些都能够托举出城市的特色。我们看到国外一些城市可爱，不光是它的硬件好，还有它的人文活动开展得非常出色。比如我在莫斯科去了有名的阿尔伯特街。到了晚上，这条街上人在这里杂耍，非常有意思，杂耍的人不是专业演出队的，就是自娱，他自己玩得高兴，别人看得也很高兴，觉得这个城市多姿多彩。这样的东西我们也应该开展起来。我们有我们的特色、有我们的民俗，有我们的迷人的地方。像秦腔、剪纸、泥塑、杂耍，都可以形成不同特色的街道、露天艺术活动场地。当然，中国人“民以食为天”了，步行街现在绝对是吃为压倒优势。除吃之外，还应该有些别的活动，开始可以组织一些人轮流在这里玩耍，我想这条街的商家们也应该是非常高兴的。你是卖这个的，我是卖那个的，但如果来人在这杂耍，卖艺，剪纸，会增加这条街道的趣味，提高这里的人气，人气提高了，商家们自然会高兴。
三、深度城市化问题
西安市政府的领导希望我谈一谈城市中和谐关系的建立。我愿意尽力而为，但是我知道人们在看待和谐关系上的视角是不同的，我只能讲我认为是重要的问题，就是本城人与移民，即农民工的关系。我觉得这是城市和谐关系上面临的最大挑战，最大困难。
先说城市化。城市化是中国二十多年来最壮观的一项运动，方兴未艾。城市化将使中国的多数人改变自己的生存地，改变自己的生存方式。今后居民的主要生活地是城市，不是农村。
城市化应该有两个含义，一个浅层的含义，一个深层的含义。浅层的含义就是“非农”。他以前是农民，住农村，现在不住农村了；原来他务农，现在不务农了，从务农变成了做工商。这就是城市化。但我要说这是浅层次的城市化。深层次城市化的完成是他们接受了、同化于城市的生活方式。一个大码头的生活方式影响了外来的农民，他心甘情愿地接受，这个城市化的过程就进行的比较深入彻底了。
我认为，第一代移民是完不成这个城市化的，他们能到这里来，在这里打工，工作能学会，从种地到砌砖，到作内装修的工人，都能学会，都没问题；但是他不太可能学会城市的生活方式。这个课题要交给他儿子去慢慢学会，因为他的儿子是从这里长大的。那他的儿子能不能同化于城市的生活方式呢？不一定，只能说有这个可能性，而我们应该促成这种可能性。如果新移民的第二代都完全同化于城市的生活方式，和城市的人融为一体，城市的人就不会觉得这些人不懂城市秩序，不守交通规则，不讲卫生了。我说有这种可能性，不一定能实现。照现在这种样子，第二代也完不成城市化。
为什么我说第二代也完不成呢？现在中国无例外地将在城市中生活工作的人划分为两类：城市人和农民工。我根本就没对第一代的移民能够接受城市的生活方式寄托希望，我寄托希望的是第二代，用邓小平的话来说“从娃娃抓起”。应该让同城市的孩子同学校。如果他们在一个学校里一起学习、一起玩耍，小学六年上过来，有了自己的同学，有了自己的好朋友，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一大批孩子都能接受城市的生活方式，这才成为城市人。这是成为城市人的必由之路。可是我们的城市怎么样呢？人家来了，人家为这里创造了财富，我们没有让人家的孩子与我们的孩子同校，我们农民工的子弟在这个城市里受到了太大的委屈，不能在这里念书，门槛太高。要交钱，甚至交钱也不行，你只能在农民工子弟学校读书。这是一个什么局面？一个城市里有两类人，一类是二等公民或不入流的公民，他们的孩子不能同一等公民的孩子一同读书。我们还有一些堂而皇之的理由。你的父亲是在别的地方，在农村创造财富，他们的税收在那里。事情果真是这样的吗？他的父亲在这个城市里创造财富不只一天了，不只一年了，有些甚至５年、１０年了，他的税收是在这里交的，可是他的孩子不能在这里念书。这些移民与我们城市人的生活方式有很大差异，而他们的孩子再不能与我们的孩子同校，这不是造成了一种隔绝吗？同化不是遥遥无期了吗？深层的城市化还能够实现吗？说得再不好听一点，一个城市不是有了两个种姓吗？
中国人很幸运，我们绝大多数城市和地域不是多民族。多民族的社会会面临很多挑战，要学会共存，学习相互宽容，学习共同生活。美国就是这样一个国家，美国的内部整合要比我们难得多，因为民族太多了，而且肤色不一样。对此，美国下了大功夫，从学校做起。大家知道美国有很长的种族歧视的历史。我们不要瞧不起人家，我们比别人幸运，没有那么多黑皮肤的人，我们没有这个考验。我们要是来了１／１０黑皮肤的人，天晓得我们这些大汉人，能不能与黑人和睦相处，不歧视人家。人家经历这个考验，走过这一曲折的历史后，最后形成一个共识，要学习相互融合，学习共同生活，不能从成人做起，成人钢性，都是有成见的，要从孩子做起，孩子弹性大，适应性强。于是美国的政府派大客车每天把黑人的孩子接到白人居住区的学校去上学，或者把一些白人孩子接到黑人居住区去上学，每个学校的学生种族比例必须符合美国社会中的种族比例。这样做有没有成本啊？成本很大。为什么要这样设计？因为政府明白了，这是小成本，如果不从孩子抓起，大家相互适应，彼此看成同类，变得友爱，长大以后要改造成见，成本昂贵啊，那是要流血的。一部分人受压迫，要颠覆现状，那个时候的成本是关系到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存亡的问题。给孩子花几个大客车的钱，是必须承受的代价。我们想到这个问题了吗？我们准不准备付这个成本？我们的地方政府都在盘算“我们没这个开支啊”，现在小学固定要投入这么多钱，一下子来了这么多农民工的子女怎么办？你想免去这个成本，未来的社会融合推到何时何月去实现？你想不想实现这个城市的完全的城市化，你想不想这个城市的街道上永远走着一些不太懂得城市规矩的、没有卫生习惯、跟你格格不入的人？你要想解决这些问题，可不是电视台说一句大家不要随地吐痰就能做到的。要从孩子做起，让孩子们在一起生活。
美国大学，特别是一些名牌大学，录取都是有一定配比的，必须有一些少数民族成员，黑人不用说了，还必须有一些其他国家的公民。他们要让美国的孩子们在上大学的时候就跟这些不同民族的人去讨论问题，去相处，要他们同别的民族的精英成为朋友。别以为美国发了这么多奖学金只是要帮助外国学生，这是要培养美国的精英，让他们从小与别的民族的青年打过交道，这是为了美国培养人才。美国是一个移民社会，它的问题严重，但拿我们的话来说，坏事也能变成好事，他们很认真地对待这个问题，找到了对策。我们在一个城市里没有太多的种族的问题，我们有的是农民工的问题，是城乡二元造成的一部分人的生活水平、文化水平很低，跟我们不一样，我们面临的是要融合这一部分人的问题。我们要学习那些多种族的国家的融合方法，从孩子做起。当然这个事情不是那么容易完成的，是各级官员所面临的难题，是需要很多智谋、办法、资金的，但这个成本我们是要付的。
我还要强调一些好处。城市的孩子、农村的孩子如果能在一个学校读书，收获是双方的。你千万别说那样只对农村的孩子帮助大，帮助一定是双方的，因为双方的文化习惯不一样。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做类比：医学家说有些家庭的父母非常注重孩子的卫生，但孩子的身体不好，动不动就感冒，得传染病。但有一类孩子的身体很健康，就是因为他们上面有哥哥姐姐。为什么这样呢？因为他两三岁时哥哥姐姐上学了，将外面的泥土、操场上的灰尘带到家里，给家里多带来一些病菌，于是这个孩子就有了最初的抗体。而有的孩子的母亲是护士，成天擦这擦那，她孩子的身体却最不好。其实在文化上也是这样。我清楚地记得我小时候，班里有一个孩子粗鲁、胆大、不讲卫生。我小时候也顽劣，在下学的路上跟他打架。以前街上经常过一些马车，他伸手就能拿起还冒着热气的马粪往我身上扔，把我吓得猛跑。但我也是个好胜的男孩，第一次我惊呆了，这孩子能抓马粪。第二天我也敢抓，为什么？一个男孩子的自尊心――你以为就你敢，我也敢。抓马粪的那一刻是我性格的一个成长，一个升华，我克服了洁癖。我们不能光看到一个文雅、讲卫生的孩子对一个不讲卫生孩子的影响，那影响绝对是相互的。一个班上有这么一个异类，是全班同学的幸运。他提高了全班同学的承受力。城市孩子的优点可能是知识面宽，兴趣宽，当然讲卫生也算优点，这些对农村孩子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农村孩子有什么优点呢？刻苦耐劳。班上有了农村的孩子，城市孩子的家长不用再对孩子讲吃苦了，孩子都是有自尊心的，都愿意跟同龄人比，看到人家那么能吃苦，他会对自己的娇气不好意思，不知不觉就跟人看齐。家长叫孩子步行，不要坐车，不要打的，孩子不愿意。当和别的孩子一对比，人家帮父亲卖菜，白天上学，晚上卖菜。他就会想一想自己是不是以后不打的了。
我们现在非常爱说的一个词汇叫做“社会资本”。社会资本就是人际关系。这个人为什么能把事情做起来？因为他人际关系丰富，有社会资本。个人是这样，社会也同样如此。社会的“社会资本”比较雄厚，就是说这个社会中人际关系非常丰富。社会资本不丰富，就是说这个社会的人们喜欢人自为战，人们之间朋友关系、战友关系等等不丰富，人们的互助意识和能力弱。历史学家举了一个例子，说抗日战争的时候，中国很多沦陷区的人南迁或者西迁，这个迁徙成本很大，可是我们没有让政府出这个成本，为什么呢？因为中国人重视亲属关系，到昆明总能找个直接或间接的亲属，那个亲属即使血缘关系远点，也都愿意接纳。这样就把这些迁徙的人接纳了、消化了，政府不用掏钱。这说明中国过去的社会资本也比较雄厚。当然我们的社会资本主要体现在亲属、同乡这些方面。一个没有资本的弱势群体，要在社会上立足，更需要有社会资本：没钱多几个帮助的人也好啊。我们要造成这样一个社会结构，可以为更多的人、为弱势群体提供较好的社会资本。我们如果把农民工的子弟吸引到城市上学来，实际上不仅是要让他们来念书，习惯城市的生活，还给他们提供了很多社会资本。北京人将从小一块长大的伙伴叫“发小”，他们的家境可能完全不一样，但是他们是发小啊，他们是哥们。他们长大成人以后，在城市里奋斗的时候，找不着别人帮助，可还有老同学呢，我们不是一个阶层不要紧，我们是老同学，关系很好。弱势群体是需要帮助的，政府的帮助是有形的，政府的帮助是要成本的。有了社会资本，政府就减轻了负担。相反，如果这边是农民工子弟学校，那边是城市子弟学校，相互隔绝，除了不能相互学习长处以外，还丧失了丰富的社会资本的建设。同学相处的时候没有功利心，是最好的社会资本。比如说我是一个老板，我也有一些作老板的伙伴，但我知道那些人是不能相信的，因为我从开始找他就是有目的的，他找我也是有目的的，大家的戒备心都非常强；而老同学、战友，我们一同学习、一块玩的时候没有任何功利心，我们选择了不同职业，这个时候我有什么困难去找你的时候，你会不把我当成一个生意人看待，不把我当作一个要占你便宜的人看待，因为我们互相了解，彼此信任。如果我们把社会结构搞好了，社会资本不知不觉就丰富了；如果没搞好，上一辈在这打工举目无亲，到下一辈除了表哥、表弟，剩下的谁也不认识，没有不同类型的朋友，太遗憾了。
这是一个难题，但是一个要紧的题目。这也跟发展地铁一样，认识是第一位的，资金是第二位的。你认识不认识这个事情极其要紧。你若是把这个事情的要紧程度认识到了，其实是不缺资金的。我们花的大钱还少吗？这是一件全民族的大事，需要高度重视，否则，我们的周围永远都会有一些不和谐的声音，不和谐的人群，我们的城市化是完不成的，我们的城市是不会变得很可爱的。有很多指标可以衡量一个城市，富裕程度、开放程度、人均ＧＤＰ、城市医院人均的床位，等等。但我觉得还有一个软性的指标，就是这个城市可不可爱。公共空间可以增加我们这个城市可爱的程度，如果我们这个城市很善于同化外来的因素，同化外来的人群，久而久之我们这个城市将变的很可爱。可爱不能用ＧＤＰ来衡量，但可爱比ＧＤＰ还要紧，我认为这是一个城市最高的目标。
四、西安文化上的两种功能
西安的工业、商业、高科技上的功能，都不是我在这里想要说的。这些都有很多人在做，而且做得很成功。我所要强调的是西安还需要去完成另外两种功能，两个文化上的功能。
我觉得，像西安这样一个超大型的城市，大西北的重镇，而且历史人文资源异常丰富的城市，应该承担这样的功能：保留传统的文化基因。我提出的这个“基因”可以分为两个功能来说。一个是西安地下这么丰富的考古资源，这是一种传统文化基因的保留，基本上属于帝王的系列。第二种功能是这方广袤的土地上的民俗。这些民俗随着时代的变化，有些快退出历史舞台了，有赖于我们这个大都市保存住这些民俗的文化基因。
先说第一个系列，帝王系列的文化基因。西安的资源太丰富了，周、秦、汉、唐，四代帝王全部是在这里开始其统治的，十几个汉朝帝王全部埋葬在这里。许多痕迹都保留在这里的地面下。帝王当时在经济上、军事上占有最大优势的小群体。王陵留下的是当时最高的工艺技巧，最高的艺术成就，留下了很多礼仪性的物品。礼仪有辅助帝王建构秩序、等级的功能。这样的历史遗产在当时占有很高的势能，处于最高的位置。这些东西现在有些被人们遗忘了，如果没有发掘出来，就死掉了，我们不会知道还有这种艺术造型，还有这样一种制造工艺，还有这样一种礼俗。从地里发掘出来以后，它可以给今天的创造者、文化人提供很多营养，等待他们去继承和光大。能光大到什么程度则是另一回事。从地下到发掘，从死到活，从遗忘到重现，把它变作一种博物馆艺术，供人们欣赏，给人们启发，看有什么文化因子可以发扬。它给每个中华民族的成员提供了一种观念上的连续性，看到我们的香火、我们的文化如此悠久、一脉相传，不知不觉给我们提供一种凝聚力。
第二个系列：民俗。民俗与帝王系列完全不一样。今天的民俗处于一种尴尬的位置，我们的社会变迁得太快，致使民俗赖以生存的生态发生巨大的变化，有些生态不复存在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很多民俗都处于濒危的境地，有些恐怕也将被涤荡掉。我举三个例证来说明，民俗脱离它的原生态，有可能要消失；而我们这个大西北第一大都市应该承担起保留民俗，使其不死的功能。
第一个例子讲秦腔。我过去没有认真听过秦腔，但有印象：粗犷、高昂、激越。来到西安我就找秦腔，问大街上的人哪能听到秦腔。一个老头说有两个地方晚上能听到。一个地方叫艺术社，还有一个地方叫东木头街。我第一天晚上就到东木头街领教了一下。那都是民间的，唱的全是女性。供求关系很怪，唱的时候，给不给钱随意。愿意给钱的，花十块钱买一条红绸带挂上，算是捧场。我观察了一会儿，看那红绸子也挂了不少，她们还能够生存下来。我初来乍到，听的时间虽短，一分钱不给也不妥当，也挂了一条。第二天晚上我到了艺术社，但是没有演出。对时下的秦腔我有一点简单的思考。我看到东木头街茶馆里，大批的听众是农民工。他们肯定是不掏钱的，也不在前面椅子上坐，觉得坐下不给钱不合适，就在后面找个犄角旮旯站着，但他们人数量挺多的，甚至成为听众的主体。当然不是给钱的主体，只是“捧个人场”，可没有人场还真不成。有些人给钱，有些人捧个人场，这就和演员形成一个互动，演员第一个要有观众，第二个要有收入。秦腔是曾经流行在陕西大地上的一种主要的文艺娱乐形式，现在受到了巨大的冲击。秦腔的土壤肯定是陕西乡土，原来的艺人就生活在乡土，为乡民提供服务。现在的乡土中的文化生态彻底变了，乡民中喜欢秦腔的人数减少，乡土已经不足以支撑这些艺人，给这些艺人存活下去的报酬。
陕西大地上几个大城市很有可能成为秦腔最后的生存地。因为这里人多，人口基数大。这里有５％的人喜欢，艺人们就活下来了。村里有２０％的人喜欢都不行，因为人口的绝对数太小了。西安就是一个特殊的城市，对秦腔而言，第一这里人多，第二这里喜欢秦腔的人比例比较高。北京和上海人口基数更大，但是喜欢秦腔的人１％也没有。要养育秦腔艺人，非西安、宝鸡这样的城市莫属。
我觉得一种传统艺术形式的存活以及未来能不能光大，取决于这样两个因素：一个是要有几位高人，一个是要有两种形式的转化。
高人的出现有偶然的因素，可遇不可求。比如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外来人，一个异类王洛宾，使得新疆的民间歌曲走向了世界。我个人认为王洛宾应坐中国歌曲的第一把交椅。他使得新疆民间的、乡土的音乐复活、光大，被汉族了解，被其他民族了解，被世界了解。再一个就是东北的二人转。二人转多年来一直在东北，基本出不了东北。但二人转养育出一个大艺人，成了大明星，他不忘二人转对他的哺育，这就是赵本山。他开始为二人转鼓吹，把二人转推到媒体上，推到大城市。秦腔有赖于这样一个高人的出场。要么像王洛宾一样，艺术上使秦腔能够与时代、与主流群体连接，能够使主流群体欣赏它。要么是出现一个人帮助秦腔打进市场。
在形式上，要有两种转化。第一个是演出形式。现在的人能够接受哪一种演出形式？是听折子戏，还是清唱？是一小段一小段的，还是唱大轴一个整本子？这里面临着选择。进而就是，清唱哪些段落，或是哪些折子戏，哪些能成为拳头曲目等。这要有策划，要认真地、精细地去切磋、盘算。怎么能让这些曲目吸引住老的听众，甚至能扩大地盘，让别的人听过之后也爱听。
第二是生存方式。谁是听众？怎么个演出方式？是园子里唱，爱听的人随意送红绸带，还是到大宾馆里唱？我在多年以前给京剧出过一个主意。现在京剧看起来死不了，票友啊、戏迷越来越多了，随着社会在富裕，就真的死不了了。但那些年京剧很难过，有些大演员没什么戏可唱，没什么收入。我当时出的主意是：北京的外国人挺多，外国人不是都想听一嗓子京剧吗？在北京搞二十个大宾馆，大宾馆晚上天天唱京剧，或者在附近的剧场天天唱，旅馆向外宾介绍，打个电话，票就给你送来。这样演员就有戏唱，就死不了了。乍暖还寒，最难将息。把这个难关过了，中国人下一阶段有钱了，这些东西就死不了了。短期内利用一下旅馆，利用一下洋人的好奇。当然，也不是一定要这么办，只是说要做生存形式的寻找。秦腔面临着一个特殊的历史时刻。
比较而言，我们看到了两个艺术形式的对比。一个活得很好，有望光大。一个濒死。濒死的是相声。为什么？当年侯宝林老先生说相声时的那个生态已经不存在了。当年侯宝林老先生说相声是在民间、底层，是在天桥地摊上说，现在那个地摊不存在了。原来北京市民有好多人喜欢听相声，他们是侯宝林直接的观众，但那些观众都不存在了。因为北京城市的变化太迅猛了，人们的喜好完全不一样了。相声徒有其名进入电视，但民间的大批听相声的人、大批说相声的人都不存在了。底下没有输送演员、输送观众的基础，只是孤立的几个人在努力是没有用的。
二人转不会死。我前不久看了一场二人转，看愣了，演得太好了。我和我的老同学，中国广播说唱团的编写幺树森交流，他说人家比我们本事大多了，我们的大腕徒有其名。人家为什么行啊？是因为东北的观众没有死，吉林的观众没有死。观众场场爆满，从来就没间断，所以二人转活着。再有赵本山把二人转这些大腕引到大城市一转，二人转就活了，二人转就光大了。
秦腔处于非常微妙的历史阶段，秦腔的状态比相声好，因为秦腔还有很多听众，那些底层的人那些农民工，还喜欢听一听。相声在底层没有这样的观众了。二人转的情况最好。秦腔处于中间阶段。秦腔出一两个高人，选择一两个好的形式，有可能就能活下来。要活下来的地面肯定是大城市。
第二个例子：臊子面。这也是活的文化，跟大家关系非常近。我在岐山、西安吃过好几个臊子面馆。作为一个外乡人，我的感觉是，西安的臊子面比岐山的好吃。人家可能说我不正宗。但外乡人有外乡人的判断。我的逻辑推理是，西安有丰富的商机，西安与岐山，哪个地方能够挽留、吸引住臊子面的高手？肯定是西安。岐山也有好厨子，也是手艺人，但是臊子面做得最好的肯定会被重金挖走，因为西安的食客多，收入高。所以我判断西安的臊子面比岐山好有其后面的道理。再说，臊子面不要改良吗？不要迎合八方来客吗？在岐山就很单一，就给你做这个口味。我在北京吃川菜，人家就会问你要最辣的，中等的，还是要微辣的，同样一种东西，要迎接八方来客就要有改良品种。岐山臊子面的油水更大，而西安臊子面更适合现代城市人的口味。岐山是臊子面的发源地，但是码头太小。臊子面的保留和推广，要靠西安。
第三个例子：剪纸。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碰到一个陕西剪纸的女孩。有一次北京世纪坛办一个剪纸展览，参观完毕出门的时候管理人员跟我说，明天是最后一天，剪纸艺人在这表演，可能还卖。第二天我就又去了。果然有人在那表演，剪得非常好。我花了几百块钱，买了一大堆。那个女孩一边给剪一边给我讲她的故事。她是蛇年生肖票的投稿人，投了七八个稿，有一个稿就中选了，中选以后呢，署名没有属她的名，钱一分钱也没给她。她开始打官司。初审胜了几十万。她的对手是集邮总公司，而她是一个农民，然后人家上诉，几十万改判成七八万。七八万还不兑现。我听说以后，就请中央广播电台的人给她做了个节目。在两会期间播出。播出的第二天邮票总公司的人给她付了这七八万块钱。这孩子叫白秀娥，延安地区的。她是剪纸的天才，我认为她是中国剪纸承前启后的一个人。她曾经怎么活着呢？就是“借腹怀胎”：去大宾馆，给外国人剪，跟宾馆谈好了，到了晚上挂出“陕西西北风”的旗号，外国人来看一看，买一买，靠这种方式活着。后来她名气大了点，还要帮衬帮衬乡下的几个艺人，一个是捏泥人的，一个是搞布艺的。三个人有个小计划，在北京找一两个大宾馆，天天晚上在那“坐台”，制作并销售。他们要过了这个关，再过二十年以后这些民间艺术就死不了了，但在这二十年中有可能死掉。我是觉得西安应该是他们的重镇，是陕西民艺、民俗存活的重镇，还是因为这的人多，有商机。有这里１％的人喜爱支持，再加上过路人，这项艺术品种就活下来。
中国有句老话叫做“礼失求诸野”，老的规矩、老的礼节、老的文化因为历史上的动乱，在中心地衰落了，而在没有受到大的动乱的边缘地方保存着。当中心地带重建的时候，从边缘把这些文化基因重新找回来。现在的情况相反，是我们很多的民俗文化原来的基础是在乡土，现在乡土发生了巨变。原来每个村里头都有十几个老大娘非常会剪纸。因为剪纸过去是有需求的，虽然也挣不了几个钱，但可以服务于春节、时令，每家贴个窗花作装饰。现在人们不搞这装饰了，还剪它干什么啊。这就是说在巨变的现代化过程当中，民俗文化在乡间必死无疑。它今后能够存活的地方是容纳了多样性的大城市，只要一小撮人喜欢，就可以活下来。
毫无疑问，西安在文化上应该承担起这样的功能：保留陕西大地文化的多样性。多样性有两种，一个是生物多样性，一个是文化多样性。我们星球上有多少种生命？复杂到我们的近亲猩猩，简单到细菌、病毒，人类已知的一共１４０万种。这１４０万种生命因为我们人类的开发，很多濒临灭绝。东北虎、熊猫还有很多很多小的、简单的生物都濒临灭绝。实际上人类对自己周边的事物，认识非常有限。人类未知的生物比已知的要多得多，甚至都估算不出来地球上有多少种生物。生物学家估算有一千万到一亿种。这些生物与人类有什么样的关系，为什么要保留这种多样性？因为每一种生物，无论是植物、动物都是几十万年进化的结果，进化过程当中，它们适应了环境，身上有很多特殊的基因。从它们身上，人类可以获取很多的效用。古代人做了尝试，比如李时珍《本草纲目》，但这尝试远远没有结束，《本草纲目》其实只是尝了我们华夏地带植物、生物的一部分，不客气地说只是一小部分；经过李时珍卓越的努力，知道它有药用价值。还有很多都有药用价值的植物还没有被认识。人类能不能自己研制出药物？可能，但是太吃力了。比如说水稻倒伏，科学家后来发现某种野生的水稻不倒伏，把这个野生的水稻拿来和人工种植的水稻一杂交，问题就解决了。这样的品种是上百万年自然选择的结果。如果这个抗倒伏的野生水稻灭绝了，就没办法了。你不能无中生有，让一个倒伏的水稻挺住。生物的多样性是我们人类生存的基础，是提高我们生存能力的基础，不能在我们这一代里都死掉。
每一个文化品种也是成百上千年进化的结果，成百上千年经过人们使用、消费、改良，不好的淘汰，最后选出留下最好的。这些东西都是非常宝贵的，不能让这些东西在现代化的巨变中都被淘汰掉。另外，成长于乡土，陕西人们与它共存了上百年，乃至上千年的那些东西，可以成为凝聚陕人的一个象征，一个符号。这个象征，这个凝聚物的第一落脚点应该是西北第一大城市西安。不错，现代社会是流动的，陕西人到北京，北京人到陕西，很多陕西人还可以移民到国外，但是不管社会怎么流动，陕西地面生活的人大部分还是陕西人。陕人应该有自己的文化符号、艺术符号。应该有自己的乡音，有自己的地方戏曲。秦腔是陕人的乡音，是陕人的象征。陕西人走到别处去了，你会唱两句，我会唱两句，我们是老乡。这种文化象征在陕西这片土地上已经酝酿了几百年，失去它，对陕西人对中国人都是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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